在兴庆法院民三庭,提到李潇法官,同事们的评价出奇一致:“她是个坐不住的法官。”
别人办案子,习惯从卷宗里找线索;她却总说,答案常常在现场。别人做调解,多在庭上苦口婆心;她却把功夫下在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环节里。别人带新人,习惯于派任务、看结果;她却逐字逐句批改文书,带着复盘,陪着成长。
求索于途,躬行于事——这八个字,恰是她最鲜明的职业注脚。不尚空谈,不辞琐碎,在法律与人心之间的漫漫长路上,她始终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。
“必须到现场”——用脚步丈量案情的褶皱
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摆上案头,卷宗里双方各执一词,损失清单列得密密麻麻。李潇翻看完,没有急着排期开庭,只是合上卷宗说了一句:“邻居之间的案子,先去看现场。”
那天她带着助理上了门。漏水痕迹一目了然,但她看得更细:原告说话时愤怒带着委屈,被告嘴上强硬却透着一点心虚。这些卷宗里永远装不进去的细节,她一一记在心里。
回到办公室,她对助理道出缘由:“邻里纠纷和普通侵权不一样。不到现场,你就不知道当事人之间到底积怨多深,也听不到那些法律诉求之外的弦外之音。只看损失大小,永远调不成这个案子。”
在她看来,“到现场”三个字,包含着双重坐标:一是看物理的损伤,二是看人心的裂痕。墙上的水渍可以鉴定,但日积月累的情绪摩擦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和较劲,只有站在那间屋子里,面对那些脸孔,才能真正感知。
这个习惯贯穿了她办理的每一起相邻关系、侵权损害案件。从漏水到噪音,从违建到采光,她用脚步丈量过形形色色的现场,也在证据之外,读懂了一个个活生生的“人”的故事。
“调解贯穿始终”——在每个环节埋下和解的种子
李潇的调解能力,在庭里有口皆碑。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,她的调解从不靠庭审时那几句劝导。
“调解不是一蹴而就的,是每个环节都要下功夫。”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,也是她始终践行的信条。
收案时,她就开始评估调解的可能性——双方什么关系,矛盾有多深,各自真正的诉求是什么。送达时,她格外注意方式方法,一句开场白的温度,一个称呼的分寸,都可能成为日后沟通的伏笔。证据交换时,她更是敏锐捕捉双方的分歧点和回旋空间,像一个耐心的织补匠,反复试探、穿针引线。
很多案件,她在庭前就已经做了大量工作——反复打电话沟通,分别做思想工作,一点点拉近双方的距离。等到开庭那一天,矛盾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松动了。调解协议签下的那一刻,看似水到渠成,背后却是她将调解工作拆解到每一个环节、浸润到每一个细节的笨功夫。
曾有同事向她请教秘诀,她笑着摆摆手:“哪有什么秘诀,多做点多说点罢了。”这句话轻描淡写,却藏着她在无数个庭前午后,不厌其烦拨出的电话、反复斟酌措辞的短信,以及那些从未写进办案日志的耐心与热忱。
“不光解决案子,还要解开疙瘩”——让司法抵达人心
处理纠纷时,李潇关心的从来不只是赔偿金额的数字,更是判决之后,还能不能和睦相处,还能不能像从前一样打个招呼。
“案子判了,关系断了,那不是真正的案结事了。”她常说,“当事人心里的疙瘩没解开,后面还会生事,甚至生出更大的事。”
这番话道出了她对司法功能的深层理解。在她看来,一纸判决能定分止争,却未必能消融人心里的坚冰。法律评价的是是非,修复的是人心。唯有把道理讲透,把情理说通,把人心的褶皱一点点抚平,公平正义才能真正抵达群众的内心深处。
于是,她的调解现场常常“不像法庭”:有拉家常,有忆旧事,甚至有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的时刻。她不满足于让双方在协议上签字,更希望他们离开时,能对彼此少一分怨怼,多一分理解。
“手把手地教”——在批注与复盘中完成传承
虽然是庭里的年轻法官,但在带新人这件事上,李潇有自己的一套“笨办法”。
每次去现场,她一定让助理先说看法——哪里有问题,哪里值得注意。等助理说完,她再补充、纠正,把每一个观察点掰开揉碎地讲清楚。每次写文书,她都逐句批改,从法理逻辑到措辞语气,不少还标注了修改的理由。每次调解结束,她一定带着助理复盘:刚才为什么那样说,换一种方式效果会怎样,对方那一刻的表情意味着什么。
她鼓励年轻助理养成记录办案心得的习惯,本子上记满了零零碎碎的感受与反思。“经验不是熬出来的,是有意识的积累出来的。”她这样告诉他们。
渐渐地,那些起初面对卷宗不知所措、面对当事人不知如何开口的年轻人,从书本走向实务,从懵懂走向入门。他们学到的不仅是如何办案,更是什么叫真正的司法为民——那是李潇用每一次躬身示范、每一处红笔批注、每一次推心置腹的复盘,一笔一画刻进他们心里的东西。
她用行动证明:法官的威严不在法袍,而在每一次公正的裁判里;法律的温度不在条文,而在每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中。
在兴庆法院,还有更多像李潇这样的年轻法官,正以同样的认真与执着默默躬耕。他们或许岗位平凡,但从不缺少担当;或许仍在磨砺,但从不吝惜付出。求索于途,他们以法为尺;躬行于事,他们以情为暖,在审判一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。
法槌落下时有声,而司法为民的温情,恰如春雨,润物无声。
撰稿:董心怡